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，一个在新中国历史和农村改革史上都绕不开的村庄。金秋九月，记者循着历史脉络来到这里，沿着改革大道一路向前驶去，小岗村的新面貌逐渐清晰起来。试验田里的作物茁壮生长，新开发的民宿干净规整，当年见证“红手印”约定的茅草房，也早已成为景点“当年农家”，等待游客们的到来。

　　在小岗村“大包干”带头人之一严金昌家的“金昌食府”里，记者见到了这位如今已有81岁仍精神矍铄的老人。“我们家现在一共有46口人，饭馆是我五儿子开的，我还有个孙子正在国外读研究生呢。”纵使已经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，每每回想起“大包干”之前的岁月，严金昌仍然忍不住感叹，“当时我们想都没想过能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。”

　　40多年前一个冬夜，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，在村头的茅草屋召开秘密会议，联名签下了“分田到户”的生死契约，率先实行农业生产“大包干”。这个挣扎求生的行为，不仅改变了小岗村的命运，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。

　　“当时啥都没想，

　　就是想吃饱饭”

　　“吃粮靠返销、用钱靠救济、生产靠贷款”，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这一带远近出名的“三靠村”。1976年的时候，全队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，人均口粮50多公斤。所有队员都住着破烂的茅草屋，户户家徒四壁，没有一家有暖水瓶，有的人家全家只有一床棉被。饥饿迫使村里很多人背起花鼓，外出逃荒要饭。

　　“泥巴房、泥巴床，泥巴锅里没有粮，一日三餐喝稀汤，正月出门去逃荒。”——“大包干”之前小岗人讨饭时唱的凤阳花鼓词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。

　　“那种养不起老婆孩子的感觉，我永远记得。”谈起曾经外出讨饭的经历，严金昌仍然觉得难为情，“我也要过饭呢，那个时候孩子多，都是让饿给逼的。第一次要饭的时候，我觉得挺丢人的，你出到外面去，别人家差不多都是给个二两，好点的能给个一碗，我差不多是三天能背回来一趟。”

　　在另一个带头人严宏昌早年的记忆里，“饥饿”“贫困”一直是小岗的代名词。在小溪河中学读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，因为家庭贫困，他再也读不下去了。1973年，严宏昌背井离乡，外出闯荡。当时成年社员在外面讨饭不种地是要给队里交钱的，严宏昌每月就给队里交15元“管理费”，队里给他记上150分工分，能抵8元钱。从卖劳力开始，严宏昌在外面慢慢拉起了一支建筑队伍，先后揽下了蚌埠铁路分局、凤阳县矿管局、县法院等的一些工程项目。

　　穷则思变。到了1978年，为了能解决吃饱饭的问题，队里把在外谋生的严宏昌叫了回来。当年10月，严俊昌、严宏昌、严立学分别当选小岗生产队队长、副队长、会计，组成了新的队领导班子。“大家伙儿觉得我在外面搞得好，回来能给队里想想办法。”严宏昌说，“当时我们六十多岁的老社员关廷柱握着我的手说，宏昌啊，这回就看你了，我们没有多大的要求，能有一天两顿菜稀饭喝，别出去要饭就满足了。”

　　接下担子的那年，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，几乎颗粒无收，农民更大规模地外出讨饭。严宏昌急得上火，在队里四处查看情况。“我当时到处转悠，发现不光是仓库里没东西，牛的话要么是小牛犊子，要么是老牛，像样的农具也基本没有，我当时就想，这可怎么干啊。”回想起当时小岗村的窘迫，严宏昌连连摇头，“更别提大部分人都携老带幼出去要饭了，队上连干活的人都没几个。”

　　“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

　　只能背水一战”

　　当时农村实行的还是人民公社制度，一个村的人一起出工，一起收工，一起吃饭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，这种“平均主义”导致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都十分低下。

　　“我当时让严俊昌他们给上头打报告，想把一个队分成两个大组比着干，结果报告没批。但是要解决小岗的问题总得试试新办法，所以我当时就说，报告不批我也分。”为了解决社员吃饭的问题，他们先后尝试了“一人划半亩”“一个队分成两个大组比着干”等方法，都没有完全解决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。但这些尝试也让严宏昌开始注意到，其实社员在自留地上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高的，一亩自留地上种出的粮食，甚至能胜过生产队的二十亩。

　　“自留地里使劲干，集体田里养精神。这样下去，小岗的生产效率肯定提不上来。但是社员吃饱饭的问题又必须解决，后来就想到了之前在工地上包工的办法。各项工程包干到人，不管你是瓦匠还是泥工，总是能够提前完工，所以就想把这个办法套到我们生产队上。”严宏昌说，“大家有了土地就敢下本钱，所以就想着要是地能分下去的话，就让各家想各家的办法，把生产效率提上来。”几经考虑，最终下定决心，小岗必须走分田到户“大包干”的这一步。

　　严宏昌很清楚，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，搞分田到户是有很大风险的。但风险归风险，社员吃饱肚子更重要。考虑清楚这些之后，严宏昌等人开始私下找关系好的社员去聊这件事，没想到人人都同意，只说谁敢带这个头，大家就敢跟着干。

　　“为了做好保密工作，我是当天下午5点多开始招呼人到严立华家去开会，选严立华家也是因为他家有两进房子，他的老婆孩子在后排屋子里睡觉，我们在前排屋子里开会比较方便。”严宏昌的目光看向虚空中的一个点，缓缓地回忆道，“我记得当时见面大家都很客气，都在讨论在哪儿能要到吃的，完全不提分田到户的事情。”

　　全队20户村民代表，除了关友德、严国昌两位户主外出讨饭没有到场外，其余18位户主都参加了这场会议。严宏昌率先开口：“我们小岗20多年都靠国家养活，不能为国家作贡献，反而成为累赘。我们有地有力气，得走好自己的路，咱们把地和任务都分下去，哪怕先干一年干出成绩呢。”

　　口说无凭。为了让这次会议的决定有个依据，一份按下鲜红手印的“大包干”契约诞生了。“我们分田到户，每户户主签字盖章，如以后能干，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，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。如不成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，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。”手印一按，社员们都被绑在了一起。大家反复约定，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能讲出去，对外要说是“大包干”到组，对内则是按到户办法搞，完成上缴任务，共同承担风险。

　　严金昌的红手印在第二排第一个。“说不担心都是假的，反正就是豁出去了，心甘情愿，无怨无悔！”严金昌说，当晚，他们便将生产队的土地、耕牛、农具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。有了土地之后，各家开始想各家的办法，借牛、犁地、开荒，铆足了劲儿干活，社员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。

　　“1979年大丰收，粮食多到家里都堆不下”

　　一年后，小岗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79年，全队粮食总产量增加到6.6万公斤，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产量的总和；生猪饲养量135头，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；油料产量1.75万公斤，相当于1960年到1978年的总和；向国家交售粮食1.5万公斤，是征购任务的10倍；交售油料1.25万公斤，是统购任务的80倍。队里不仅偿还了800元的国家贷款，还留有少量的公积金，全队人均收入从22元增至371元。

　　“1979年的大丰收，粮食多到家里都堆不下了，为啥舍不得卖呢，都是给饿怕了。”严金昌回忆着曾经的喜悦，“那年的春节，小岗村人第一次不用出门讨饭，除夕夜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杀猪宰羊，蒸白米饭，鞭炮声响了一夜。”

　　社员们高兴地编了两首顺口溜：“大包干，大包干，直来直去不拐弯，保证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全是自己的。”“大包干，就是好，干部群众都想搞，只要准干三五年，吃陈粮，烧陈草……”

　　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，小岗的“秘密”很快就被公社知道了。“当时小岗的牛草贷款、粮种贷款全部被扣下来不给了，供应粮也断了。”严金昌回忆道，“没有种子，我们就到处去借，咬着牙硬是渡过了难关。”

　　虽然“大包干”改变了小岗村贫穷的状况，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还是引发了包产到户到底是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争论。“有人说我‘新官上任三把火’，烧得还挺大。我心里不服。当时‘大包干’被公社知道了，我有可能被撤职的时候，群众都跑来跟我说，就算你不是干部我们也跟你干，那我就得顶上啊。”严宏昌说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小岗“大包干”的做法先后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。第二年春天，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检查时，发现了“大包干”的秘密，这一情况随即被逐级汇报上去。“是万里给我们吃了定心丸。”严宏昌告诉记者，1980年元旦刚过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亲自来到小岗生产队视察，后来又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上介绍，“大包干”的经验得以在凤阳县大范围推广，全县粮食总产量和农业产值短短几年就翻了番。

　　1980年5月，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，充分肯定了肥西县的“包产到户”和凤阳县的“大包干”。1982年，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“一号文件”正式出台，明确包产到户、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。

　　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，是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线，关乎农民的根本利益，关乎农村的长远发展。18枚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弊病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，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。到1984年底，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%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。

　　开天辟地，敢为人先，这就是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”——小岗村的故事，也是走在改革之路上，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故事。

　　站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这一历史节点，严金昌不禁感叹：“国家政策决定国家命运，从过去没得吃、没得穿、家家都住茅草房，到现在吃不愁、穿不愁、家家都住小洋楼，我对现在生活很满意。”（杨丹丹 柴嘉欣）